在張家口宣化博物館的展廳中,一件遼代綠釉刻花馬蹬壺靜默矗立。它的釉色如草原初春的新芽,壺身紋飾似游牧民族躍動的脈搏,壺形則凝固了契丹人縱馬馳騁的剪影。這件文物不僅是遼代陶瓷藝術(shù)的典范,更是一部鐫刻在陶土上的民族史詩,串聯(lián)起宣化大地從游牧文明到農(nóng)耕定居的文化嬗變,成為連接古代草原與現(xiàn)代城市的精神紐帶。
形器之間:馬鐙壺的游牧基因與中原匠心
馬蹬壺,契丹語中稱“胡祿”,因其形似馬鐙而得名,是契丹族“馬背上的容器”。宣化博物館所藏的這件綠釉刻花馬蹬壺,高約28厘米,扁體雙孔,管狀短流,壺身以仿皮革縫合的凸棱為界,邊緣飾以細(xì)密針腳紋,仿佛將柔軟的皮囊凝練為永恒的陶土。其釉色青翠欲滴,屬遼代特有的低溫鉛釉工藝,釉面流淌著草原的生機(jī),而壺腹刻畫的纏枝牡丹紋,則以中原紋樣為骨,以契丹審美為魂,形成獨(dú)特的文化交融。
此壺的雙孔設(shè)計尤為值得玩味。早期契丹人為適應(yīng)游牧生活,在壺頂設(shè)單孔或雙孔,穿繩系掛于馬鞍,壺身扁平以防顛簸。宣化出土的這件器物,雙孔邊緣磨損痕跡明顯,暗示其曾伴隨主人穿越風(fēng)沙,見證過“一春浪蕩不歸家”的契丹牧歌。而隨著遼代中后期城市興起,帶提梁的圈足壺逐漸取代穿孔式,此壺恰處于游牧傳統(tǒng)與定居文明的過渡節(jié)點,成為時代變革的物證。
宣化之地:遼代歸化州的文明十字路口
這件馬蹬壺的出土地——宣化,在遼代名為“歸化州”,正處于草原絲綢之路與中原農(nóng)耕文明的交匯處。此地北接蒙古高原,南控幽燕之地,既是契丹經(jīng)略漢地的軍事前哨,也是茶馬互市的商貿(mào)重鎮(zhèn)??脊虐l(fā)現(xiàn)顯示,宣化遼墓中常見帶有漢式十二生肖與契丹狩獵圖共存的壁畫,而馬蹬壺上的牡丹紋與皮囊形制的結(jié)合,恰是這種多元文化共生的縮影 。
值得注意的是,宣化所在的桑干河流域,自新石器時代便是人類活動密集區(qū)。遼代工匠在此燒制綠釉陶器時,或許無意間延續(xù)了仰韶文化的制陶基因,將五千年前彩陶的幾何韻律,轉(zhuǎn)化為牡丹卷草的流動線條。這種跨越時空的技藝對話,讓馬蹬壺不僅是契丹的器物,更成為宣化萬年文明層積的見證。
紋飾密碼:牡丹紋中的帝國抱負(fù)與信仰圖騰
壺腹的纏枝牡丹紋,是解讀這件文物的精神密鑰。契丹人本以狼鹿為圖騰,但遼帝國建立后,皇室為彰顯“正統(tǒng)性”,主動吸納中原的龍鳳、牡丹等象征符號。此壺的牡丹花瓣肥厚飽滿,枝葉卷曲如云,既有唐代金銀器的富麗,又帶契丹草原的奔放,恰似蕭太后推行“以國制治契丹,以漢制待漢人”政策的藝術(shù)投射。
今日的宣化博物館,將這件綠釉刻花馬蹬壺置于“遼金風(fēng)華”展廳的核心位置,它是契丹騎士腰間搖晃的酒囊,是歸化州集市上流轉(zhuǎn)的商貨,是匠人窯火中跳動的文化基因。當(dāng)我們的目光穿透玻璃展柜,看見的是宣化大地萬年不息的生命力——草原的豪邁與農(nóng)耕的精致在此交融,正如馬蹬壺上皮革的粗獷與牡丹的華美共生共存。這件器物提醒著我們:文明的偉大,從不在固守純粹,而在以包容之姿,于時光長河中寫下屬于自己的篇章。(記者 翟見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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